解放军艺术学院傅抱石与李可染的对比研究, Story 2

       为逃出古人窠臼，成自家面目，傅抱石早年即立下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夙愿。居住四川八年期间，傅抱石的创作突飞猛进。他又曾三次远行写生，创作随之三变。“真境逼而神境生”，傅抱石极欣赏笪重光《画筌》里的这句话，这也是他长期深入大山大水并在画面上真切体会的结果。在潜心研究中国画传统理论与技法的同时，傅抱石开始有意借鉴与吸收世界各国绘画艺术之长，增强视觉冲击力，并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形式抒发出来。他的 “抱石皴”可谓独绝，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笔墨符号，那只属于激情澎湃的傅抱石，信手挥洒，大气淋漓。

       傅抱石的艺术道路大体可分出三个阶段：一，30岁以前广泛师法古人，尤其推崇石涛，在日本期间又研究横山大观、竹内栖凤、小杉放庵等人的绘画，于是在民族传统基础上融合了中外画法之长；二，在蜀中八年创作发生飞跃，自然造化之奇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；三，新中国成立后三次远行，推动了创作的三变。1957年傅抱石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、捷克斯洛伐克时，他曾用中国画表现欧洲风光，甚为别致。

       傅抱石的绘画艺术开启了现代金陵山水画派的一代新风，豪放雄奇，有强烈的时代感。从三四十年代在巴山蜀水间创作的山水画《潇潇暮雨》、《大涤草堂图》到忧国忧民的人物画《屈原》、《二湘图》、《九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、《丽人行》等，再到五六十年代率江苏省国画家游六省时创作的《山河新貌》系列比如《待细把江山图画》、《西陵峡》、《虎锯龙盘今胜昔》，再到游东三省时创作的《镜泊飞泉》、《白山林海》、《满身苍翠惊高飞》，以及与关山月合作为国庆十周年而作的巨幅国画《江山如此多骄》，无不体现出独特的创造性、鲜明的时代性、强烈的民族性。

       傅抱石在山水画上成就巨大，艺术上崇尚革新。可惜，他只活了61岁，在国画家中属于英年早逝者，倘若天假以年，他的艺术风格将不知如何转化，艺术造诣也不知将到何等地步。与傅抱石相比，李可染相对长寿。李可染(1907—1989)为江苏徐州人，属于地道的北方人，而傅抱石虽属于南方人，但相貌与画风都有北方的性格。地域性格和文化对艺术的直接影响值得关注，但后天教育、交游、阅历的濡染之功，更是值得重视。

       李可染10岁入新学堂，老师王琴舫见他聪慧好学，认为“孺子可教，素质可染”，为他取名“可染”。他的父母虽目不识丁，却正直善良、倔强勤劳，这陶铸了李可染纯朴忠厚、勤奋耐劳的禀性。13岁时李可染在徐州快哉亭内“集益书画社”拜画家钱食芝为师，研习王石谷一派的山水画，为日后笔墨修炼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22岁李可染赴杭州报考国立艺术院，主考林风眠见他用笔大胆，个性强烈，便不拘学历破格录取了他。人学后可染从师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，专攻素描与油画，同时自修国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可染开始绘制抗日宣传画到各地巡回展览，唤起民众抗日热潮，曾画出《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》等一批宣传画。1940年李可染先后创作多幅反妥协、反投降宣传画，并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画，精心创作了《风雨归牧》、《屈原》等作品参加联展，沈钧儒、郭沫若、田汉等曾为之题诗。

       李可染曾先后提出“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、“可贵者胆，所要者魂”的艺术创新主张，是为折肱之语。他早期所画山水与人物，均散淡轻松，而成熟时期厚重的山水创作，则一扫所谓逸笔草草的文人画积习，以悲沉的黑色为基本色调，山势迎面雄立，很有震撼力。这个画风转变的过程，实际上是一个化性的过程；这个过程，需要性功俱佳，否则“有功无性，神采不生；有性无功，神采不实”[i]。性与才气是先天的，而学习、技法、熟练等环节是后天的，因性以练才，李可染大量辛苦的创作实践，弥补了自己理想追求与实际性格上的差距。至于他后来常作的题材《牧牛图》，算是小品，但画风定型，有了符号化的特征，也足以显示他的笔墨功力与精神追求。

      1943年李可染应聘重庆国立艺专任中国画讲师，教学之余，潜心于中国画研究与创作，1945年与林风眠、丁衍庸、倪贻德、赵无极举办五人画展，获得一片赞誉之声，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画坛上一位很具影响力的画家。1946年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聘请李可染赴京任该校中国画系副教授，这个契机不仅影响到李可染的绘画风格，更奠定了他作为美术教育家的重要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实践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思想，他“十出十归”，1954前后同画家张仃、罗铭从江南到黄山长途写生，把对景写生发展成对景创作，在美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自1954年起至1964年，李可染到桂林、岭南等地作长途写生八次，直接为创作搜集了第一手资料。1961年李可染主持中央美院国画系山水科，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，重视师造化，深人生活，追求严谨、凝重、雄浑的气势与阳刚之美的画风，形成“李家山水派”。
(责任编辑：解放军艺术学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