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小引
对于艺术对象的研究与批评，死盯住那个对象本身不放而不及其余，无疑没有太大的收获，也不会研究得全面、具体而深刻。对比研究，则通过与有关联尤其包括有差异的方面加以对比，触类旁通，加以引申，进而尽力摆脱研究中的片面性与单薄性。对比产生效应，对比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，适用于不同门类艺术与风格之间的研究，也适用于国际不同地域、民族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区分，更适用于同种类艺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比较。
“各师成心，其异如面”，刘勰在其《文心雕龙·体性第二十七》篇中这么说，是看到了艺术个性与风格的不同表现，就类似于人与人面貌之间的差异，是一种必然。一幅同样题材的国画作品，比如山水画，因为作者才情个性、精神气质以及作品构图取景、笔墨结构、语言形式等等方面的细致不同，便影响到最终的视觉效果与审美体验。风格的内容与形式，大多的表现为差异性，八大山人的精谨简净与黄宾虹的繁复活变形成对比，李苦禅的随意自然与潘天寿的匠心经营形成对比，傅抱石的迅捷挥洒与李可染的稳重敷写形成对比，齐白石的稚拙浑朴与王雪涛的娴熟清丽形成对比，等等。抛开读者审美知识、审美经验、审美标准、审美心态等方面的差异性，这些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绘画风格，却都可以异曲同工，来传达同样一个审美内容，达到同样一个精神高度；所谓 “和而不同”，此为一佳例。
在艺术的对比研究中，寻找共同点与差异性虽然同样重要，但是进一步探讨差异性产生与形成的多方面的缘由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，则有“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”的意义。本文谨检出傅抱石与李可染作为个案进行粗浅的对比，通过这两位中国现代山水画两大代表人物的作品特征的分析，来获取一些关于艺术风格形成与表现的启示价值，继而以科学的发展观念来探讨艺术的创造性思路，以期在新时期发现更多有开宗立派意义的艺术大师。
二、艺术取径
同样的世界观，会因不同的方法论而导致不同的经验与结果。同样的目的地，会因不同的取径而得到不同的阅历与感受。傅抱石与李可染，固然其生性才情的差异起着绝定性的作用，但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与艺术道路，使他们艺术作品的风格得以划分开来。
傅抱石与李可染的道路，有若干共同点：一，都是美术教育工作者，曾长期从事中国画的理论研究，实践与理论并举；二，注重写生，从真山真水中得到灵气与蒙养；三，善于借鉴和吸收外国绘画技巧，融铸成自家面貌；四，有强烈的个性意识、创新精神和笔墨能力。
画为文之极，没有一流的文心文气，就没有一流的画品画风，古来如此，近现代的中国画史更体现了这一点。黄宾虹是一榜样，他的文化与学术根柢，直接滋润、影响并最终把他推到艺术的颠峰。至于没有多少文化的画家们，虽然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成为大画家，或者因着一时的机遇与地位获得相当的实惠，但皆不足以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。盖凡美术大师，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：一，鲜明的个性风格；二，作品具有相当的艺术高度；三，具有相当艺术高度的作品的数量；四，对当时社会与艺术的影响；五，对后世文化与艺术的影响。
傅抱石有《中国绘画变迁史纲》、《国画源流概述》、《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研究》、《石涛上人年谱》、《中国篆刻史述略》、《中国之工艺》、《摹印学》等力作行世，融通古今，那是他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总结。李可染则有《李可染画论》等著述传世，他似乎不善理论，但他的言语与真知，都诉诸自己的画作，他的画在替他说话。假如二人没有这样相当的文化铺垫，大概难以达到满意的精神高度；精神高度，是他们在获得并超越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后的最终诉求。
艺术与人生，二位一体，它们是统一的、不可确分的。人生的最初阶段，就是艺术的最初阶段，两股线是扭结在一起前进的。我们通过检视他们早期的艺术道路，可以大致把握傅抱石与李可染艺术的生命脉搏。
傅抱石（1904-1965），原名长生、瑞麟，生在江西南昌。他出身贫寒，少年时代在磁器店和补伞匠里当过学徒，那时他已经开始自学篆刻与书画。在他家附近的裱画店里，有位左师傅专门复制石涛的画，能在小桌上画大画，这使傅抱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对他绘画的启蒙作用不言而喻。他17岁考入江西第一师范学校，自号“抱石斋主人”，后来改名“傅抱石”，从此走上艺术之路。21岁时傅抱石著《国画源流概述》，22岁毕业并留校任教。25岁傅抱石著《中国绘画变迁史纲》，可以说对美术史相当了解，无疑对他的绘画实践有指导意义。青年时期的傅抱石，曾得到徐悲鸿的提携，在 1933年到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攻读东方美术史及工艺、雕刻，他很快以画、文、书、印“四绝”的全才崭露头角，尤其以山水画见长。1934年他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，颇得好评，翌年回国，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。31岁时傅抱石开始任大学教授，并曾作过郭沫若的秘书，从事抗日宣传。1942年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，1946年返迁南京。
(责任编辑：解放军艺术学院)